投身抗日：国民政府聘任其为军事参议院参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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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走向光明的人生历程（四）

陈 辉

退出军阀混战的战场，方鼎英全身心投入抗战，他办刊物宣传抗战、成立“抗日会”主张抗战，又参加了主张抗日，推翻蒋政权，参与策划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“福建事变”，不惜生命，坚决抗战。

1930年4月19日，方鼎英被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聘任为军事参议院参议，随是闲职，但方鼎英却把抗日做实。

早在1928年，日军在济南制造济南惨案，方鼎英就对蒋介石说：“根据总理遗训，北伐之后就应该反对帝国主义。现在日本在济南屠杀中国人，这是砍在中国人头上的第一刀，以后还会有第二刀、第三刀。以后，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，应该制定一个十年抗日计划。”

蒋介石问他应该怎么办，方鼎英说了五个字——“攘外以安内”。

蒋介石一直在倡导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可想而知，对方鼎英的这个建议不会同意，两人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蒋介石对外执行不抵抗主义，丧失了东北四省，对内则内战频仍，互相残杀，更对中共苏区红军进行数次围剿，以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内战政策自诩，反复用兵，民怨沸腾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前几天，中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来找方鼎英，说蒋介石想请你去驻日使馆当武官。方鼎英大怒，说：“济南惨案中国人流的血，你都忘了？我不去，你让他另找高明吧！”公开与蒋介石分庭抗礼。

李济深（左二）与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、梅龚彬、宣侠父（中共地下党员）等人在香港时合影。

1933年11月20日，李济深、陈铭枢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，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的“福建事变”，在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，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。方鼎英与李济深等参与了“福建事变”的谋划。“抗日会”商定李济深入赴福建，参与组织福建抗日人民政府的工作；推定方鼎英到湖南联系各地力量，夺取长沙，出武汉，与福建相互援应。方鼎英原已联系了几支湘西的部队，由于协调计划未及尽善周到，他刚到湘西靖县，即有一支小部队抢先发动，致使事件提前暴露，招致湖南当局何健的镇压，酿成失误，原拟组织成立的“湖南抗日政府”的计划流产。方鼎英亦被当局登载《中央日报》宣告通缉，并派遣便衣队图谋追杀方鼎英。与此同时，“福建抗日人民政府”的活动亦在蒋介石剿堵镇压下最终失败。

方鼎英只好取道广西，辗转避居香港，自此，“抗日会”的活动中心也移至香港，但方鼎英仍秘密往来于上海等地，继续推进抗日活动。此后，蒋介石指令复兴社将方鼎英连同李济深、蔡廷锴、蒋光鼐、方鼎英、方振武、吉鸿昌、鲁迅、茅盾、田汉等共产党人、抗日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共53人，列为即欲暗杀的对象，方氏名列第30位。

1936年，“抗日会”改组为“抗日大同盟”，西安事变时，方鼎英即向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出“快邮代电”，建议：“盼慎重从事，劝蒋抗日。联系中共，力挽狂澜”。表达了其对事件的立场与态度。西安事变后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方鼎英摈弃前嫌，为实践其“抗日”宿愿，更曾亲自赶赴重庆，向蒋主动请缨抗战，欲求领军参与抗日。但蒋介石对他还有怨恨，不给领兵抗日实权，只给他安排了个第9战区战地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的职位，基本上属于闲职。

就是这样，蒋介石还怀疑方鼎英和共产党有联系，经常派人暗中调查他。方鼎英干脆开了家小农场，每天种地为生，学刘备“胸无大志”，以避免蒋介石的猜忌。

1946年9月，方鼎英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。在湘军和黄埔军校方鼎英就是中将军衔，这已经是第三次被授予中将军衔，方鼎英的部下多人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可见蒋介石对方鼎英还记恨在心。

主张抗日，反对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是方鼎英与蒋介石的第三次政见不和。